大学的精神是什么？在大学工作的人总要本能地反思一下自己身边的这个问题。世间流传的梅先生的“大楼与大师”的比喻仍然令人感念。坦率地讲，将大楼与大师作为对立的选项，毕竟是经济匮乏时代的一种类似于“鱼与熊掌”的选择，它透露出一种人性的温暖。然而，在大学经济条件普遍好转的今天，这个将大楼与大师对立起来的条件约束已经不复存在。再拿这个来比喻今天的大学，多少有些牵强与借口的意味，更为严重的是它掩盖了大学精神缺席的严重现实，如今大师已经成为学校的一种符号资本。所以我们看到了各个大学都在扩建，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各类招聘形式。然而楼高了、人多了，真正的大师却少了，回想建国前，我们才有多少留学生？可是那时却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师，而今天我们又出去了多少留学生，但是，大师辈出的盛况却难以再现!至少成为大师的比例大大降低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与科学发展本身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源于教育体制本身的缺陷。在笔者看来，今天的大学不幸正在沦落为一种豪华的符号资本的展览馆。
    众所周知，今天的大学和行政单位一样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科层体系。笔者曾与一个朋友开玩笑：在大学里，教学科研系统粗略地说可以分九个级别，一个博士毕业生在这个链条中充其量是第八级，仅比助教高一级，而且这个划分还是粗略的，如果再细分一下，就有喜剧的成分了。至于大楼，每个学校只要有能力都会竭力去建造，毕竟这是很明显的政绩符号，有媒体报道说：某高校花巨资建设校门，情况可想而知，对于这点，笔者不想多说，笔者更加关注作为教学科研事业主体的人的命运。
    中国科研队伍之所以创新乏力，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下的教育机构已经演变为一种资本交换的场所。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资本大体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大学拥有最多的是文化资本，由于文化资本的特殊性，它的利益特征被遮蔽了，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符号资本的特征。我们当下的大学日益陷入争夺符号资本的怪圈，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精神缺席了。这个逻辑很简单，有了漂亮的校园，学校获得了硬件设施很好的符号印象；如果再有一批作为符号象征的大师、专家的加盟，不论做事与否，那么代表学校质量内涵的软件设施也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教育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是不是把大师和大楼简单地堆积起来，我们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追问下去，估计没有人会再轻易地作出这样的断言。真正的大师是科学界的路标，他们的敏锐眼光曾把科学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大师作为符号资本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条件。然而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人类总要超越一个个旧路标、建立一个个新的路标，只有这样科学才会进步、人类社会才会发展。然而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把大师当成了一种装点门面的装饰品，成为一种符号资本，然后通过这个符号资本，在资本的场域中按照一定的比率进行交换，而真正做事倒成了副业，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大师们也摇身一变，充分利用拥有的符号资本，成为各种利益的代言人。在这种体制下，代表符号资本的大师最终沦落为一种伪装的经济资本形式。所以，我们见到了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大师的身影，看到了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布时的举国郁闷，看到了大学校长论坛上的各种豪华数据的比拼……在这种繁荣的背后，维系大学未来的链条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不客气地说，符号资本在创造概念区分的同时，也在制造畸形的社会区分。如果不能摆脱符号资本的桎梏，那么我们有理由追问：我们的大学还有未来吗？
    由于符号资本的累积性，新一代的学人又争先恐后地加入为了获得符号资本而奋力挣扎的行列。这种努力的正向功能被掩盖了，余下的获得符号资本的动机只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而已。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下，华罗庚还能成为一代宗师吗？沈从文还有资格在大学教书吗？钱钟书还能考上大学吗？类似的教育奇迹能够在今天的大学体制内实现吗？还有谁肯静下心来，为科学而科学呢？符号资本的这种纯粹交易化已经扼杀了中国大学的创新积极性。当你最有创造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获得资助，甚至生存都是艰难的；当你不管以什么手段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符号资本，你已经没有了创造力，可是却有了已经不再需要的资源，这种倒错的补偿是合理的吗？曾记得有人问康德为何不结婚时，康德说：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无力养活她，而当我有能力养活她的时候，我又不需要她了。如果把康德话中的女人换成科学，不也是同样吗？坦率地说，我们的大学已经放弃了对大学精神的追求，它不幸沦落为各种符号资本的展览馆，好看却不中用。我的一位朴素的同事曾问我：当老师一定要有博士学位吗？每每想到这点都难免感慨系之